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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笔记（一）
soulyang 发表于 2007-07-24 09:53:19
观察，1946年9月1日创刊，储安平主编。9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影印本，去年在书铺胡同淘到了1－5卷。 逐期读下去，拉拉杂杂的记了些笔记。60年前的文章而今读来依然激昂，文字的力量绝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且发现，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许多深层的东西始终没有变化。
刊物文章的总体结构，从第一卷的卷后索引看，包括编辑者言、政治内政、文化教育、科学、外交、文艺、经济财政、思想学术、书评、观察通信几个大类。第一卷另有关于新疆变乱的一篇专辑和一篇转载文章。
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
发刊词，储安平署名编者的一篇《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刊物目的有二：1、对国事发表意见。明确《观察》是一份政论刊物，但“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刊物”，“我 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和煽动”。强调“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2、教化青年，“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 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编者深感“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盛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国家的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 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是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这段话完全适用于身处太平盛世的当代青年。
《观察》同人信约，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作者根据当前国共斗争形式预测中国政治发展的三个去向：1、“南北朝”；2“十月革命”；3、政协协议之路。 作者对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抱着相当的期待，期望国家走向“和平统一民主进步之路”，并提出几个症结应该注意：1、国民政府先要力事清洁有效；2、国民党应深 刻理解宪政的路，国民党需要高度的宽容与高度的智慧；3、美苏对立对中国时局不利；4、需要中共甘心作“一个民主政制下的宪政的党”。1、2两条而今来看 还有借鉴的价值。
《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清华大学教授伍启元，驳斥战后中国经济形式乐观的看法，论述中国经济已处崩溃之境。摘录一段： “今日中国‘有’的阶级和‘无’的阶级生活水准差别的程度，今日中国‘有’的阶级和‘无’的阶级生活痛苦的程度，已经超过法国革命前夕法国当时的程度。一个只居住在上海南京繁荣世界的人或者会自欺欺人地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改善了。但如一个人能同时见到上海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广大农村与一般中下阶层人民的地狱般 的生活，则他便不能不承认中国经济需要根本的革命了。”这段话看的我很是郁闷，很是无奈。
《二十一国和会》，南开大学教授蔡维藩，介绍二战后二十一国于巴黎召开的和会，通篇只看到三个字“不信任”，大国之间的龃龉，小国对大国的不信任，战后的国际关系，乱，中国虽身处五大国之列，但骨子里却还是“弱”，影响力有限。
《论知行》，冯友兰，分述道德方面的知行说与技术方面的知行说。
以上4篇，是为创刊号的“专论”部分，几大家分别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经济形势与国际形式。而冯大师讨论“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小文除了教化青年外，似乎还有告诫国民政府与《观察》同人，一国之统治与民主的实施“知易行难”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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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文章的总体结构，从第一卷的卷后索引看，包括编辑者言、政治内政、文化教育、科学、外交、文艺、经济财政、思想学术、书评、观察通信几个大类。第一卷另有关于新疆变乱的一篇专辑和一篇转载文章。
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
发刊词，储安平署名编者的一篇《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刊物目的有二：1、对国事发表意见。明确《观察》是一份政论刊物，但“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刊物”，“我 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和煽动”。强调“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2、教化青年，“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 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编者深感“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盛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国家的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 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是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这段话完全适用于身处太平盛世的当代青年。
《观察》同人信约，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作者根据当前国共斗争形式预测中国政治发展的三个去向：1、“南北朝”；2“十月革命”；3、政协协议之路。 作者对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抱着相当的期待，期望国家走向“和平统一民主进步之路”，并提出几个症结应该注意：1、国民政府先要力事清洁有效；2、国民党应深 刻理解宪政的路，国民党需要高度的宽容与高度的智慧；3、美苏对立对中国时局不利；4、需要中共甘心作“一个民主政制下的宪政的党”。1、2两条而今来看 还有借鉴的价值。
《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清华大学教授伍启元，驳斥战后中国经济形式乐观的看法，论述中国经济已处崩溃之境。摘录一段： “今日中国‘有’的阶级和‘无’的阶级生活水准差别的程度，今日中国‘有’的阶级和‘无’的阶级生活痛苦的程度，已经超过法国革命前夕法国当时的程度。一个只居住在上海南京繁荣世界的人或者会自欺欺人地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改善了。但如一个人能同时见到上海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广大农村与一般中下阶层人民的地狱般 的生活，则他便不能不承认中国经济需要根本的革命了。”这段话看的我很是郁闷，很是无奈。
《二十一国和会》，南开大学教授蔡维藩，介绍二战后二十一国于巴黎召开的和会，通篇只看到三个字“不信任”，大国之间的龃龉，小国对大国的不信任，战后的国际关系，乱，中国虽身处五大国之列，但骨子里却还是“弱”，影响力有限。
《论知行》，冯友兰，分述道德方面的知行说与技术方面的知行说。
以上4篇，是为创刊号的“专论”部分，几大家分别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经济形势与国际形式。而冯大师讨论“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小文除了教化青年外，似乎还有告诫国民政府与《观察》同人，一国之统治与民主的实施“知易行难”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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